在今年的3月，國家人權博物館依據原轉會的規劃，以族群文化實踐和轉型正義為主題，舉辦了一場國際論壇，邀請來自紐澳加等國的原住民，分享在這些國家進行轉型正義的經驗，各國的學者專家根據自身的專業領域，提供了許多建議給台灣社會參考，他們帶來了什麼樣的內容？台灣又可以如何參照這些經驗，轉化成為在地的政策規劃？請看接下來的專題報導。

2024年3月9日
由國家人權博物館主辦，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，際事務中心承辦的，族群文化實踐與轉型正義對話，國際論壇，在台北進行，邀請了紐西蘭，加拿大與澳洲的學者專家，以他們國家的經歷，與台灣社會進行分享， 原住民族，如何面對轉型正義議題。

(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 洪世芳
Lavias mumu tu bunun 洪世芳
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也是屬於，轉型正義工程很重要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，那在威權時期事實上政府基於國家安全跟對於山地，治安的一個維持，對於這個原住民族，產生極大的監控和傷害。那這樣的一個監控和傷害，事實上他是，相對於使得原住民族轉型正義，更為重要。因此我們需要更高度的，這個族群文化的敏感度。)

105年8月1日
總統蔡英文為當年達悟雅美族人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將核廢料儲存在蘭嶼，代表政府向蘭嶼族人道歉 。

(國家人權博物館副館長 陳淑滿
Unu tu lavias mumu tu bunun 陳淑滿
2016年，蔡總統上任之後，她非常重視這個原住民的轉型正義，所以她特別就成立了一個，原住民的歷史正義，以及轉型正義委員會，我們都知道叫做原轉會，原轉會的工作過程中  ，和解小組的工作大綱，裡頭就有這麼一項。那他希望我們，人權館可以籌辦，一個國際性的論壇，那這次的活動，就是主要就是 ，根據這個原轉會他們的一個規劃。)

(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教授  謝若蘭 西拉雅族
Daikaku tu masnanava 謝若蘭 Siraya
國家人權博物館其實就是，從政策的研擬到這個整個策畫，就是委託由我帶領的，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中心的夥伴，同仁，一起來辦理這件事情，那因為這個是一個國際論壇，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，我們要找什麼樣的國際相關的，這樣子的專家學者可以進來台灣。然後他們對台灣，也有一個程度的了解，知道總統道歉的這個過程，然後他們也知道他們國家，在進行轉型正義的這件事情，可能有面臨什麼樣的挑戰，或者是在過程當中。他們必須要做什麼樣的努力 ，那所以包含我們首先是因為，國家人權博物館剛好他們，有被規劃是需要做到紐西蘭的 ，所以我們就邀請了，兩位紐西蘭的專家學者。)

(國家人權博物館副館長 陳淑滿
Unu tu lavias mumu tu bunun 陳淑滿
主要跟國際交流非常重要，就是讓國內的各個族群，都知道說，我們在這個路上 ，轉型正義的路上並不孤單。那我們遭遇的問題困難，其實在其他國家，他們也是有同樣遭遇，這樣子的一些困難或問題，那他們又是怎麼樣去克服，怎麼樣去優化他們的政策。我們希望就是透過這次的，一個國際論壇，會激發出，不管是在未來在制定相關政策，或是進行人權教育的時候，可以有更創新的思維跟做法。)   
  
這次邀請的學者專家，其中有兩位，是紐西蘭的毛利族人，一位則來自加拿大，另一位來自澳洲，各自有其擅長的領域，Linda是一位心理學系的教授，紐西蘭的奧克蘭大學中，有一個毛利研究中心。她在其中擔任共同主席，毛利研究中心專門在進行，原住民族高等教育，和跨領域人才的培養，因此Linda可以分享。原住民教育的議題，以及規劃人力培訓時，以利復振文化事務。

Ngahuia是紐西蘭，在1980年代第一位毛利族，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，她本身除了是學者專家之外，也在博物館或地方文史館，進行策展的工作，更是一位社會運動者，因此可以分享的領域非常寬廣，包含民間和公部門，如何結合政策上的規劃等等。

Moran目前則是在加拿大的，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，擔任副館長的職務，但他最特別的經歷，則是加拿大，真相和解委員會的。第一任執行長，帶領加拿大進行原住民族，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團隊，有十幾年的實務經驗，2018年時Moran就曾經應邀。前來台灣與原轉會進行交流，討論在國家道歉之後，國家如何落實轉型正義的實踐。

最後一位是Sadie，她是從澳洲來的學者專家，同時也是年輕世代的代表，Sadie本身是教育工作者，她對澳洲被失竊的一代，所失去的語言和身分認同等，後來透過原住民族集體權的運用，來進行轉型正義的經驗，可以和台灣進行分享。

論壇之後幾天的行程，參訪順益博物館，國家人權博物館，原民會與原文會，最後一天則要前往台東，參觀史前博物館，並與這些單位進行交流對話。

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現況，以及台灣正在進行的，轉型正義議題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。

Ngahuia和sadie，都提到了轉型一詞的定義，提供給台灣社會參考。

(塔斯馬尼亞大學副校長 Sadie Heckenberg
Unu tu kuciusinsi Sadie Heckenberg
澳大利亞的轉型正義，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，「轉型」一詞，在和解或國家進程方面，並不一定是我們使用的術語。我們討論和解，討論真相揭露，討論如何從過去走向未來，所以我認為對我們來說，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原住民。希望看到的機制是什麼，還有政府認為是正確的措施，特別是在和解的方面。因此我們有，澳大利亞和解委員會，還有各省的和解委員會，每個省都有和解委員會。透過它們，我們看到政策的改變，以及其他方式，然而在這些機制啟動後，最近的程序之後，我們轉向真相，條約和發言權，我們知道過去的真相是什麼，才能與我們的未來和解，或者與我們的過去和解，與真相和解，以作為一個國家向前發展。)

(懷卡托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Ngahuia Te Awekotuku 毛利族
Inisia daikaku masnanava tu bunun  Ngahuia Te Awekotuku Māori
轉型正義是經驗一個過程，這是一個旅程，這是世界上所有原住民社群，目前正在進行的旅程，這是關於關係的，關於建立信任的，關於寬恕的，是關於對話的關係，在這裡我們的心敞開了。感受到了台灣人的慷慨和謙虛，您可以向我們伸出援手，將我們納入懷抱，對我來說，身為一個毛利人，身為一個原住民，我們常常忘記擁抱，我們考慮更多的是抵抗，我們憤怒、挑戰，對峙與抗議。過去將近200年的時間裡，天哪，184年，將近200年，我們一直活在，懷唐伊條約的陰影下，這條約簽署後2年內。大多數酋長，政府代表和大英帝國，2年內就違反、破壞和粉碎，接下來是幾十年的衝突。但我們也需要明白，在使用「轉型」這個詞時，代表一種運動，包括各面向和各方的運動，攸關人類之間的關係，這是關於人與人的關係，當您僅僅考慮權力、資源，財政控制、軍事力量時，對話就停止了，對話停止，轉型的一面消失了。因此我認為轉型與正義模式，是追求一種理想的過程。當然，這份條約是一個理想，是一種志向，這是人們期望的。雖然出於錯誤的動機，我想最犀利，但最殘酷的觀察指標是，當我們與大英帝國，簽署條約時，有超過10萬的毛利人，和4000名白人。這還是樂觀估計，可能只有2500白人，50年後，剩25000名毛利人，但有60萬名外人，證明這條約。沒有任何平等的概念，也沒有建立真正的關係，殖民者也沒有試圖理解我們。但理想情況下，轉型正義是關於，我們所有人坐下來，一起交涉，建立信任，並透過一種新的理解方式，讓我們可以為了我們的孩子，與孫子們的世代，向前邁進。)

台灣目前仍有許多，威權統治時期的檔案尚未公開，在加拿大也有類似的處境，尤其是近年，正在挖掘的寄宿學校真相。2021年5月，在加拿大西海岸一處，發現215具兒童遺骸。

(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 副館長 Ry Moran
Unu tu lavias mumu tu bunun Ry Moran
未公開文件的問題仍然是，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，是加拿大一個非常關鍵的議題，我們當然曾有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，運作了大約6年的時間，我們無法收集很多檔案，教會和政府裡的文件。那段時間裡，這些文件大約有500萬份，但我們無法獲得很多，其後國家調查失踪或被謀殺的，原住民婦女與女童，也遇到了一些重大困難，特別是在收集檔案方面。到現在已經將近10年了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解散後，但文件問題比以往更嚴重。因為這些文件包含證據，這些證據往往對社群非常重要，它們也代表各方對真相的態度，文件以許多方式揭示了真相，並賦予國家、社群審查的權力。我希望，我相信，對於誠實處理檔案記錄的承諾，正是這些國家轉型正義，項目的核心。我們無法進行全面的討論，究竟發生什麼事情，如果檔案與記錄沒有，完全對社群開放查閱，特別是有關人權侵犯的情況。)

而轉型正義所要面對的挑戰，Linda表示雖然簡單卻也艱難，原住民族的觀點如何被敘述，又能被社會大眾聽見並接受，同時彼此又能對話與包容。在各自的文化主體裡，安好的生活並生存下去，國家 原住民族和社會大眾，都必須勇敢堅持的，繼續前進在轉型正義的路上。

(奧克蘭大學毛利及太平洋研究教授 Linda Waimarie Nikora 毛利族
Daikaku tu masnanava  Linda Waimarie Nikora Māori
挑戰是，我們如何共同好好生活？這是簡單的挑戰，我們如何共同實現生命福祉？因此，在傳統正義這裡稍作停留，傳統正義給了我們一個，停下來並趕上的機會。因為我們在這條路上，處於不同階段，我們有不同的歷史，我們有不同的想法和需求。所以這給了我們一個，停下來並趕上的機會，當我說趕上時。我說的是，抓住機會進行對話，更正歷史。因為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，都是歷史敘事的科學，如果不能正確地，理解和紀錄歷史，那麼我們現在所處的空間，就是我們關係，我們的福祉，仍然會互相矛盾。所以這對我們在整個紐西蘭，都是一個挑戰，對毛利人來說，對後來移入者來說，我們必須做，已經在做的事情不能停止，它已經揭開了歷史的蓋子。)

(我們要對自己的政府和民眾說，嘿!我們在這個領域還有事要做，讓我們開始這些工作，一旦你把蓋子蓋上去你就會把自己送回，到壓制性的復辟之中，所以我們不能這麼做，絕對不能。我們必須繼續前進，而且必須保持速度，就像我之前說的，原住民正在做他們自己的工作，政府要做他們的工作，一般公眾也要做他們的工作，如果他們在這裡停止了，原住民還是會繼續前進，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們，也沒有人可以阻止你們。但是這單邊停滯的情況，就是關係失去平衡的時刻，所以台灣政府，必須承諾絕對繼續前進。)

對於原住民族媒體，參訪團一致認為，具有重大意義，同時也給予，原住民族媒體重要的建議。

(懷卡托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Ngahuia Te Awekotuku 毛利族
Inisia daikaku masnanava tu bunun  Ngahuia Te Awekotuku Māori
我認為原住民媒體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是，一致、高品質與誠懇的承諾，只要有機會，就使用原住民語言，所以持續使用原住民語言，當然在台灣 我想，你們有不只一種原住民語言，所以多少會變得挑戰，毛利社會。我們只有一種語言，所以某方面來說，對我們不是問題。在這裡，我聆聽、學習與體驗到，至少六種語言，光是過去這幾天，讓我知道，在這麼多語言之下，你們不是只豐富，你也在一個會面對挑戰的位置，必須去協商，在原住民的媒體，一個人必須通曉協商的藝術，我想我們的祖先很懂這個，學習如何表達重點但不情緒化，盡量達到某種位置，是你能認同的位置，或是你不認同，但可以因此被接納的也行，我認為另外一個議題是，原住民媒體，包容性。有必要觸及各個家庭，村莊、社區，這些可以造成影響的地方，身為一個，曾經在劇場工作過的人，雖然很短暫又很晚近，我仍然一直感到驚奇的是，那種影響力竟然是來自於，坐在客廳或廚房，從電視上看到的臉。那種來自於，臉孔與聲音帶來的影響力，可以觸及觀眾或聽眾，所以我們必須非常小心，我們說什麼、如何傳達，以及做這些事的場合。在媒體工作，你其實一直都在進行的是，評論、快速地做決定，還要兼顧你的外表，你必須專注，還要誠懇，才能觸及人們的內心，與你要交流的人溝通。

(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圖書館 副館長 Ry Moran
Unu tu lavias mumu tu bunun Ry Moran
我認為這是一個，非常重要的問題，因為至少在加拿大，有雙重雙軌的方法，由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所提出，一方面。它提到支持我們的，全國原住民廣播公司APTN，但它也呼籲，主流廣播媒體要做更多，確保原住民語言得以呈現，呼籲主要藝術組織促進，新媒體、新製作，新藝術的創作。我認為這兩者都是對的方案，我認為原住民媒體，發揮著非常重要的功能，在記錄、分享，和記錄建檔方面。因為通常這就是對話的前線，而這些記錄、錄音，是社群擁有的最好的記錄，同時在加拿大我看到的是，一些非常好的夥伴關係，主流媒體與原住民媒體合作。將原住民故事帶給主流觀眾，這對於和解是非常重要的，主流觀眾，無論是在加拿大還是在台灣，都需要聽到原住民的聲音，看到原住民豐富，美麗的重要貢獻，我認為媒體是實現，這一目標的有力工具。)

經由外國的經驗交流，深入理解轉型正義，真正的意義與價值，也更清楚認知到，原住民族人在這條路上，所必須扮演的角色和方向，唯有持續走在轉型的路上，正義才終有到來的一天。

我們知道，唯有在愛，信任，與真相之下，未來都會好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