約在1950年代，時任吳鳳鄉長高一生，選定在現今的嘉義阿里山茶山村，籌建新美農場，希望藉此擘劃土地開發、促進部落發展願景，卻沒想到，成為自己同母異父的手足、杜孝生，被當局羅織貪污罪名的把柄。然而事實究竟為何？經過促轉會2年調查指出，威權統治時期，當局為防地下黨活動、穩定原漢關係，大動作下設情治單位，甚至任意揀選特定情資，作為啟動追訴、審判的依據，且在事證尚未明確前，就以貪污叛亂罪名，擬定逮捕計畫，打壓異己，也分化部落內部情感。24號促轉會舉行的座談會中，兼任委員Awi Mona蔡志偉呼籲社會，一同反思，在原住民族觀點下的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價值應該為何？ 

(促轉會兼任委員 Awi Mona (蔡志偉) 賽德克族:
從國家的角度來看，你去申請一筆貸款，你去開發了一個農場的土地，這個從外觀上來看，好像用了國家的資源，可是那對於當時的，不管是鄒族的部落也好，甚至當時台灣的山地社會來講，我今天去開發一個土地，我就是在開發我的傳統領域土地，跟國家法律有沒有直接的關係，也許他(當局)一點都不關心)

不過會中有學者提醒，過去許多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，透過促轉條例六條三項一款規定，不僅已在先前，獲得補賠償，也能依此撤銷罪名，但反觀因為六條三項二款而獲得罪名撤銷的受難者，卻只有司法平反，而無法獲得補賠償，存在實質不平等。

(中研院法研所副研究員 黃丞儀:
所以我想杜案，雖然在司法平反這一關，已經突破了，但是在補償這一關，他還是掉在縫隙裡面)

(促轉會兼任委員 徐偉群:
促轉會當然是會處理，而且不僅僅是杜案 廖案的問題，我們在審案的過程當中還發掘，還有許多不在當初的兩個條例的，補賠償的範圍內的案例，那我們現在已經在草擬新的法律)

促轉會回應，如果僅對此訂定子法，類似案件的數量龐大，恐怕難以因應，因此目前正另立新法，研擬後續的補賠償相關草案，預估這一任期內，可望完成立法。